臣伏准尚书省劄子并吏部牒中书门下省，八月十八日，三省同奉御笔，可令侍从、两省台谏、卿监、郎官及在外前执政侍从、诸路帅臣监司各举廉吏可以为表劝者三人，疏名闻奏，以备选擢者。右臣衰病退老，不与世事相接，然有朋旧来访生死，因及一二。窃闻近来贪吏稍多，裒民剋军，一切聚敛，民之膏血竭矣。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民心一摇，关系甚大。圣天子初政，轸念及此，特降御笔，令举廉吏以表劝之，爱护邦本，此意切矣。臣知陛下非应故事、为观美而已。臣窃谓今日一州一路惟大吏贪黩为甚，小吏固有贪者，然民之被害尚狭。若大吏贪黩，民之被害有不可胜言者。小吏之廉，亦岂无人？但泛泛枚举，恐未足为表劝，非明诏之意。若大吏之贪者，非臣所当言，敢以大吏之廉，足以表劝风俗者三人为陛下言之。臣窃见前知泉州真德秀、章采二人者天资廉洁，操守纯固。泉南多舶货，贤士大夫间有不免，而二人者前后为泉，皆于舶货毫发无取。去泉之日，舶商拥道攀送，以大香注饯其行，二人者皆却不受。商人无以效其勤，持香至郡治曰：「此吾欲献使君，而使君皆不受，吾安可复留」？以大炉注香于郡之门，香闻阖府，相与涕泣而祝之。何施而得此于人也！《传》曰：「临财无苟得」。司马迁荐李陵云：「臣见其临财廉」。士大夫平居暇日未尝不曰能廉，至临财，未免有可议。而二人者临财如此，可谓忠信行乎蛮貊矣。又见前知汀州赵崇模廉介有守，不自表襮。临汀大礼年分进奉本色银二千两，及支犒诸军八千馀贯，两项共为一万五千缗，例取之县，县敷之民。崇模到任，即自于州家抱认，严戢诸县敷民，民咸德之。又诸寨土军久不补刺，崇模任内刺百馀人，二年所支钱粮，自当万五千缗，皆州郡撙节支遣。于民间赋税日前所欠并与倚阁，邦人翕然，以为前此守臣盖未尝有。大概汝愚诸子皆能守家法，而崇模贤誉益高。此三人者皆大吏之廉，足以为表劝者。今德秀已蒙公朝擢至禁从，章采见蒙收召，崇模今为辅郡，公朝已皆奖用，似不待臣言者。然臣区区窃谓使大吏之廉者皆如此三人，则斯民蒙福，邦本益固，实万世无疆之休。故特述此三大吏之廉节，风厉天下，庶大吏之贪者苟有羞恶之念，必知愧悔，若小吏之贪者闻大吏之廉，必皆化而为廉。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。其关系风俗之枢机，实非细事，故敢冒昧奏闻。

侍郎王公榜林君咏道之堂曰康吉。林君死馀十载，士大夫犹喜道之，联篇续咏，堂之光辉如新，而林君殆不死也。吴子曰：世之营屋室以求安身者众矣，计其宏杰诡丽，百倍此堂者又众矣。荡然而邱墟，蓊然而荆棘者相望也，不为邱墟荆棘，则颓檐败栋，风掀雨摧，行路为之太息也。夫兴坏世之必有，而悲喜异焉，岂固以屋室也哉！人之智力有尽而义理无穷。义理之萌，袅如一线，亡而存，绝而续也。智力所到，烟云排空，存而亡、续而绝也。林君死于布衣，无寸爵以自援，智力微矣。余友其子逢吉而间过其堂，则环顾皆书也。书者，义理之会也。圣贤渊微，古今谟宪，进而范俗，退而禔身，取之书沛如也。林君之所以遗逢吉，亦逢吉之所以遗其后也。余不识林君，而考诸乡论，信儒者已。今逢吉又博而询古，约而通今，冲实内充，章采外炫，此义理之传，书之泽也。夫心恬于义理之谓康，不必其身之老寿；家裕于义理之谓吉，不必其后之显荣。世以智力而林君以义理，此悲喜之所以异，而屋室之兴坏不足论也。虽然，义理一而书万殊，毫釐之际，逢吉尽心焉，于以订家学之源流，正后来之趋向，使义理愈传，而喜道斯堂者馀百载而未厌，林君终不死矣。林君名师蒧，逢吉名表民。

少时读《书》，窃自念古圣人之道高明广大，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意度，当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如曰「惟精惟一」，如曰「一德」，略见深旨；其他大略曰钦，曰敬，曰谨，曰克艰，曰孜孜兢兢，曰典常，曰学于古，曰奉天，曰勤恤，殊未省其实。岂圣人姑致其谨，循其常，而其中固自有广大高明之妙耶？岂帝王之治理如此，而不及其精微，其精微不多见于《书》耶？至读《论语》亦然，惟见孝弟忠信、力行学文，平平常语，所谓一贯之旨亦未明白，无隐之诲亦不终告。岂圣人不轻出其秘耶？何其莫可晓也？及微觉后，方悟道非心外，此心自善，此心自神，此心自无所不通。心无实体，广大无际，日用万变，诚有变化无穷、不识不知之妙。而旧习尚熟，乘间而起，不无放逸。于是方悟《尚书》《论语》所载止合如此。放心之戒，果为要害。此心微动，百过随之。此心不动，常一常明，钦敬谨戒，常妙常一。治乱之机在此，古道在此，典常在此。顺此为勤，反此为怠；顺此为恤，反此为虐。孝弟忠信，乃此心之异名；力行学文，乃此心之妙用。一贯之诲已详矣，不可更言；无隐之诲已详矣，不可复说。万务错综，无非大道，不安厥止，祸乱攸基。

舜戒禹曰：「敬修其可愿」。此「可愿」即孟子曰「可欲之谓善」。夫人之所愿欲，虽纷纷无穷，大概不出二端，善与不善而已矣。其善者可愿，其不善者不可愿。善即道心也，即中也，即精一者也，顾人未之察耳。孟子曰：「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善者，舜之徒也。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利者，蹠之徒也」。欲知舜与蹠之分，无他，利与善之间也。徐行后长，服尧之服，行尧之行，即尧已，此外岂复有深隐不可测识之妙哉！即此可愿之善，自是至中至正，至精至一，不可识也，不可测也。使舍此善而欲求精隐深微不可测识之妙，乃非尧舜之道。

皋陶曰：「慎厥身，脩思永，惇叙九族，庶明励翼，迩可远在兹」。后世之言治者往往率不信，以谓后世难治，与古不同，治道必不可止于此。乌虖！此后世所以终不及古也。慎厥身，则治道得矣。《禹谟》所谓「克艰，政乃乂」，正谓此。其有所脩，当思久永。久永则为道，不永则非道。道即恒性，由此恒性，悠久不已，斯乃诚实，非由外假。其施行则淳叙九族，由亲及疏，亲亲有杀，无非道者。昧者不知，以为惇叙九族而已，非道也。惟圣人知其为道。《易》曰：「圣人久于其道，而天下化成」。又况庶明皆贤哲，励翼无怠，天子惟治迩而已。由迩可以及远，此理灼然。周公作《立政》，惟言王左右常伯、常任、准人、缀衣、虎贲，即庶明之在迩者。慎脩，思永，惇族，公已稔言之矣。圣人灼见事理，由迩而已，不必劳神于远；远不可忘，而非所详也。圣人知要，后世逐末。

先生曰：「《书》云『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』如何」？汲古对云：「儆戒，万事之几」。先生曰：「此说未是。几，微也。一二日，此心念虑之微，可言万也。尧舜时太平无事，如何一二日有许多事？今朝廷每日敷奏亦不知甚多，一二日断无万事」。

皋陶曰：「无旷庶官。天工人其代之」。盖有当为之事而后设官，然则官奚可虚旷？礼乐刑政无非左右斯民，使无失恒性。故《汤诰》曰：「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，若有恒性，克绥厥猷，惟后」。孟子曰：「放勋曰：劳之，来之，匡之直之，辅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从而振德之」。周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，极者大中至正，天地人所同之道。故庶官所职所施，无非天地，有毫釐不与天地相似，则为逆天。皋陶既言「天叙有典」，「天秩有礼」，「天命有德」，「天讨有罪」，所以明其无非天道，不可作好，不可作恶，不可置毫发私意于其间。后世庶官能若是乎？

汲古问：「《书》云『天叙有典，敕我五典五惇哉！天秩有礼，自我五礼有庸哉！同寅协恭，和衷哉！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！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！政事懋哉』！吕东莱云：『敕者整齐工夫。寅恭是典礼之根源。典礼皆本于天，惟君与天为一，然后能惇之庸之。若不同寅协恭，皆是虚文，赏罚皆不可。有我此心，常勉勉不已，不可有一毫止息。才有止息，有我之心便生，便非天心』。此说如何」？先生曰：「五典者，父慈子孝，兄良弟弟，夫义妇听，长惠幼顺，君仁臣忠。不知者谓此五典人所为，知者谓五典皆天叙也。叙者，有伦理也。故亲生之膝下，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；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其五典皆人心之所固有。固有者，天也。敕者，谨戒之谓。惇者，厚也。人生本厚，因物有迁，始失其厚谨。戒之使不失其厚尔。五礼谓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，以凶礼哀邦国之忧，以宾礼亲邦国，以军礼同邦国，以嘉礼亲万民。庸，用也，在人能用之。此五礼皆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，天人一道也。寅有敬谨之意。五典五礼行，则君臣上下皆敬皆恭。衷，心也。其心皆和同，天地之间一而已。五服章采不同，随其德之大小而赐之服，惟当乎人心，则当乎天心。讨有罪，罪有五等，用刑亦如之。必合天下人心，则合天心，皆不可容一毫之私。懋哉者，是勉其无动乎意，以行其私也」。汲古谓：「圣人所为未尝不天，无毫发人为。五典曰天伦，五礼曰天秩，命有德曰天命，讨有罪曰天讨。至于功曰亮天功，民曰视天民。招损受益，以为天道；任官惟贤，以代天工。其动静罔不纯于天，故无为而治者，即天心之无思无为也」。先生曰：「是如此」。

汲古问：「舜欲观古人之象，命禹作服，日月星辰、山龙华虫绘之于衣，宗彝藻火、粉米黼黻绣之于裳，是为十二章。至周则升三辰于旂，而衣五章，裳四章，是为九章。其取象增损不一，而论多不同。未明其义」。先生曰：「象服十二章，以舜之圣犹未尽明，命禹明之。禹所明又不传于后，后学何敢遽言？《家语》云「心服衮职」，其义可明。人心即道，神明广大，无所不通。日月星辰皆光明，无思无为而无有不照，即此心之虚明，光宅天下。山以象静止不动而发生庶物，龙以象变化不测而霈泽博施。由是心而发诸礼乐政事，焕乎其有文章，则华虫似矣。清明澄澈，荡荡难名，即水之难于形容，姑绣以藻，则水可见矣。火之光照，象此心之照。用宗庙之彝尊，以其行道致孝。米以养人，而君心常患乎不博。粉而散之，则其惠广及。黼为斧形，铁黑而刃白，如此心之刚断柔，而无刚亦足召乱。半白半黑者，即天时之秋冬，地之西北，二者之间乃乾之次，合于天道，非出于人为。黻形两己相背，其色半黑半青。北黑东青，东北艮位，万物之所成终成始，是为冬春之际，一岁之分，象此心之辨察是是非非也。衮职如此，岂可不心服之？服，事也，当从事乎斯道也。周虽升三辰于旂，其在旂犹在服也。九章即十二章之道也，道一而已矣。

先生观《书》，谓汲古曰：「出纳五言汝听，何如说」？汲古对曰：「孔安国云：『出纳仁义礼智信之言』。吕东莱云：『五言，乐之成言者，今之三百篇《诗》是也。《诗》出于上者为出，出于下者为纳，出纳作之于乐』」。先生曰：「此不是东莱之说。五言是五方之言，出纳即舜命龙作纳言。又《周官》之训方氏，诵四方之传道，正岁则布而训四方。五方者，并中国也。五方多所传道者，乃其方人士之所习言之害道者，不可不训而正之也。诵其言于朝，纳也；布而训五方，出也。圣人之教民忧国如此。后世不复有出纳五言之官矣。孔子曰：『脩废官』」。

舜曰：「庶顽谗说，若不在时，侯以明之，挞以记之」。此微觉治之太速，故禹有「俞哉」之言。后曰「无若丹朱傲」，亦谓挞之遽，微有傲忽庶顽之意。意微起则浸而至于慢游，至于敖虐，其末流安知其不至于罔？水行舟之类，甚言之所以惧舜。某初疑「启呱呱而泣，予弗子，惟荒度土功」，是惟勤劳于事而已，殆非至精。后省所谓微动乎意者，亦不过不急于土功，而动念于呱呱，若此类而已。不动乎意则孰非精一，兹未见其粗也。

帝尧光宅天下之光，如日月之光，无思无为，寂然不动，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，自足以默安天下之民。文王之不识不知，而德化自足以及广者，此光也。《易》言「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」者，此光也。谓之神者，言乎其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力为也。然此非于聪明文思之外复有所谓光也。尧之聪明文思，非出于人为，非由于造作。耳不蔽于声而自聪，目不蔽于色而自明。聪自无所不闻，明自无所不见。使胸中微有意有我，则外物必得以蔽之。惟其无意无我，故虚故明，故不得而蔽，故无所不通。文者自此而发，有自然之文；思者以此而思，有自然之深智。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无思无为，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。深悟孔子曰「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」，则默悟乎此矣。

《益稷》篇，夔曰：「戛击鸣球，搏拊琴瑟以咏，祖考来格。虞宾在位，群后德让。下管鼗鼓，合止柷敔。笙镛以间，鸟兽跄跄。箫韶九成，凤凰来仪」。夔曰：「于，予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，庶尹允谐」。按《明堂位》言四代之礼乐而击玉磬，《郊特牲》言诸侯之僭，宫县，击玉磬。孔安国谓球，玉磬。某谓或戛或击，以鸣球玉，或搏或拊，以鼓琴瑟，以此而咏歌，歌永言而声依永也。以人声为先，而球琴瑟从之，故曰以咏。是时祭礼初行，祖考来至。虞宾天子之后，在助祭位；群后德让，亦以初就位，故让也。让出于诚，出于德性也。然后堂下之乐管鼗鼓，与堂上之乐合作。其一成也，止以柷敔。《仲尼燕居》言两君相见之礼，升歌清庙，下管象舞，夏籥序兴，其次序亦与此同。笙镛亦堂下之乐，验诸周礼亦然。大钟谓之镛，其笙镛之间作也，鸟兽跄跄然而来至，其九成而凤凰来仪。夔又曰：于，予之击拊石磬也，百兽率舞，庶尹允谐。舜德格于上下，感于神人以暨鸟兽，而韶乐和声又感动之，是以其应敏速。非分外事也，道未始不一故也。孔安国谓戛击为柷敔，殊未安。下言「合止柷敔」，安国又谓「上下合止乐，各有柷敔」。按《尔雅》，所以鼓柷谓之止，则柷所以止乐，非合乐。安国又谓搏拊者，拊以韦为之，实以糠。《乐记》「会守拊鼓」。《周礼》小师击拊，大师登歌，令奏击拊。而故书「附」为「付」。则付、附、拊特未定也。《明堂位》拊搏玉磬，揩击大琴大瑟，则搏拊所以击之，非器也。荀子曰：「县一钟，尚拊之」。《大戴礼记》曰：「县一磬，尚拊」。然则附或付或拊，诚有其器，器甚古矣。而夔曰：「搏拊琴瑟」。则拊非器也。乃《明堂位》拊搏击之谓，其出指曰「搏」，入指曰「拊」欤？世亦曰拊琴而搏，其声搏然。况下言「拊石」，岂韦糠之谓也？《大戴礼记》「县一磬」，其玉磬欤？鸣球宜尚附。韦糠之制甚古，夔偶不言欤？抑击拊，周礼非虞礼欤？若此咏歌有附，尚于磬，则宜居鸣球之先，不宜居后？然夔所言乃略举所作致感应之效者，非备言乐器也。人声玉声丝声不及远，故在堂上。今鼓琴不在堂下，则声大矣，此亦可验。

箫韶九成，何为能使凤凰来仪？击石拊石，何为能使百兽率舞？庶尹允谐，帝舜于是乎作歌曰「惟是为几」。几，微也，动之微也，是为感动之几也。犹机焉。其发甚微，其应甚远，其道心之微乎，其精一之神乎。是几也，可言而不可见，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详言。欲知此几即「元首之起哉」是也，即「股肱之喜哉」是也，即「百工之熙哉」是也。是几也，为正为中，为和为乐，为治为熙，为敬为钦，为善为一，皋陶所谓「念哉」者，此也。「率作兴事，谨乃宪，钦哉」者，此也。所谓「屡省乃成」者，此也。所谓明，所谓良，所谓康者，此也。所谓丛脞，所谓惰，所谓堕者，非此也。

某读《伊训》，至官刑，曰：「敢有恒舞于宫，酣歌于室，时谓巫风。敢有徇于货色，恒于游畋，时谓淫风。敢有侮圣言，逆忠直，远耆德，比顽童，时谓乱风。惟兹三风十愆，卿士有一于身，家必丧；邦君有一于身，国必亡。臣下不匡，其刑墨，具训于蒙士」。某于是惊念夫今常情庸俗，其恒舞恒歌者亦寡，恒畋者亦寡，至于徇货色者多矣，人往往未必知家必丧。徇色而丧家者，人亦具知，至于恒游，人固以为非大恶，可恕。学子习举业，时文而已，轻浮纵逸，往往戏侮圣言，以为有司不以是去取。若夫逆忠直，远耆德，则所至如是。远耆德，则自然比顽童矣。其于忠告者率不悦，甚者继以怒。其于老成，则曰「昔之人无闻知」，纵不诮毁，则亦不亲狎矣，望望然去之矣。乃不知所以丧家者在是，可不惧哉！可不戒哉！可不深念哉！可一读遂已，不书己之所犯于坐右，而日日观省哉！

箕子曰：「思曰睿，睿作圣」。孔子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谓圣」。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」。后世学者率求道于心外，不悟吾心之即道也，故《易大传》曰：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。子思亦曰：「率性之谓道」。殆不必言率也，性即心，心即道，道即圣，圣即睿。言其本谓之性，言其精神思虑谓之心，言其天下莫不共由于是谓之道，皆是物也。孩提皆知爱亲，及长皆知敬兄，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，非圣乎？人惟不自知，故昏故愚。孟子有存心养性之说，致学者多疑惑心与性之为二，此亦孟子之疵。

《洪范》九，五福不曰贵者何也？皇极之道，人所共有，欲使庶民咸于此极则，贵有限，故不言。唐虞之际，比屋可封，文王之时，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，岂能使人人贵哉！故六极亦不言贱。若夫富则有俭，德者皆可致，不贫之谓富。《周官》序言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」。三代而上，其于民无贵贱，无不教。

《康诰》曰：「人有小罪，非眚，乃惟终，自作不典，式尔，有厥罪小，乃不可不杀。乃有大罪，非终，乃惟眚灾，适尔，既道极厥辜，时乃不可杀。王曰：『呜呼，封，有叙，时乃大明服，惟民其敕懋和。若有疾，惟民其毕弃咎。若保赤子，惟民其康乂』」。某观《书》至是，又观首篇言「文王明德慎罚」，又忆念《舜典》眚灾肆赦，怙终贼刑，而曰古先圣王之治天下，不得已而用刑，皆所以左右斯民，使归于正。今大罪之眚灾者固上奏而不杀，至于小罪非眚，终自作不典式，则断断乎不杀。岂周公之严不如后世之宽哉？而举一世贤士大夫之论，咸以为不可行，何也？然则贤士大夫当深思周公、大舜之旨。夫刑者所以治民之不善，使复于善尔。彼怙终不善，则杀之也宜，杀一人而众人畏惮，不敢长恶，善心兴起者不知其几也。否则屏之远方。如疑，则赦或罚可也。虽然，文王先敬忌明德，家既齐，大小之臣无不一于正，而后可以治民；不然，则亦未可。故《康诰》曰「不能厥家人，越厥小臣外正，而惟威惟虐，乃非德用乂」。

先儒谓王城与成周为二地，某窃疑其不然，纷纷于今，盖本乎孔安国一人之说。夫《召诰》序言成王在丰，欲宅洛邑，使召公先相宅；《洛诰》序言召公既相宅，周公往营成周，使来告卜，则所谓成周即洛邑王城明矣。而安国乃析为二者，盖以周公曰：「我卜涧水东，瀍水西，惟洛食；我又卜瀍水东，亦惟洛食」。安国疑此卜二地，遂谓瀍水之东为下都，为成周，与洛邑王城异。自此说一立，而后世诸儒不复审考，遂祖述不已。而某所以疑其不然者，其情状大体已著于前矣。若夫卜瀍水东，亦惟洛食者，见龟所食墨，亦依洛邑之吉尔，「亦」之一言，明非二事。王于是拜手稽首以谢周公曰：「公不敢不敬天之休，来相宅，其作周匹休」。未尝及别为下都以迁殷顽民之意。《多士》序曰：「成周既成，迁殷顽民」。《多士》亦言「于新邑洛」。又曰：「今朕作大邑于兹洛」。《毕命》亦曰：「周公毖殷顽民，迁于洛邑」。则洛邑即成周，岂不益明？合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、《多士》、《君陈》、《毕命》五篇之序读之，情状昭昭。又《春秋左氏传》言「王子朝入于王城，用成周之宝圭于河」，益验王城即成周。昭二十六年冬十一月王子朝奔楚，敬王入于成周。甲戌盟于襄宫，十二月王入于庄宫。按昭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，秋七月鄩罗纳诸庄宫。则庄宫在王城中，则成周即王城又明矣。宗庙宜在王城，事理益著。又况敬王微弱，既告于晋，合诸侯以修所居之城矣，又岂能营宗庙、宫室、郊社、百司、庶府、宾馆耶？则益验成周即王城，非独指瀍水之东益明。左氏率好更辞，既曰王城，又曰成周，乃其属辞常法。又孔颖达《正义》于王城言「今基址可验」，而瀍水之东不言有基址可验。节节可审，知成周与王城非异也。

周公既复政厥辟，乃拜手稽首告王以立政之至要，首曰「王左右常伯、常任、准人、缀衣、虎贲」，忽良久而后叹曰：「呜呼休兹，知恤鲜哉」！休者，叹美之辞。谓夫兹乃致治之至要，而后王知以此为忧恤而深虑之者亦鲜矣。呜呼！兹诚立政之机要，虽四海之广，夷狄之远，其治乱、其叛服尽由于此。王者诚能竭心尽情，精择左右大臣，与夫亲信近臣皆得其人，如涤水之源，其流派不足虑矣，如培木之本，其枝叶无所患矣。用力少而取效多，其机甚近，而其应甚远，岂不要且妙哉！所谓休者以此。虽然，使自古世主皆知此为要，皆知此为急，皆能恐惧深忧详察，则必得其人，必致治安，不复有乱亡之祸。夏可以长有天下，商不得而代之；商可以长有天下，周不得而代之。惟其知以为忧者寡也，故周公首以戒成王，恐王心之忽乎此也。伯，长也。王左右伯长之官，大臣也。任，信任也，居王左右，王所信任之官，近臣也。既为长伯，既所信任，必得大贤始居其职；既为大贤，不可辄易，当常居其位，故曰常伯、常任。至于准人典司法，则亦可以次贤为之，亦贵久任，而其体稍降，其人易得，不必以常为名。缀衣，掌帟幕小臣。虎贲，持戟屏卫之士。言至此，则凡在朝列与夫侍御仆从，盖尽举之矣。然亦不过王左右之所亲近，此诚可谓灼知立政之要领矣。岂有大臣近臣皆大贤，而其保任远臣有不可信者乎？岂有朝廷既治，而外治有不举者乎？岂有侍御仆从罔匪正人，而王心有不善者乎？王心既善，大臣近臣又皆善，而远臣有不善乎？世主岂不知大臣近臣之不可不择，而周公深有虑于成王者，盖略知所择，则所择不精，深忧深虑则所择必精。苟非明哲之主，往往忽于其近，劳神于远。且一意于择近臣，犹虑其或差，而况劳思于耳目所不及之地，难哉！好详而不好要，必至于两失；好要而不好详，必可以两得。是故惟明王好要，以择近臣为忧，知天下安危治乱尽在此，则不敢以其违己而恶之，不敢以其从己而乐之。众好必察，众恶必察，虚中静观，既视所以，又观所由，又察所安，安者其久也。惟深虑久察，则虽有深奸隐情，久而自露。历观自古乱亡之君，大率以人违己而疏，从己而亲，故贤者常远，不肖者常近，而乱亡随之。虽中材之主，苟知安危治乱惟在近臣，深忧精察，自然不敢轻易以从违为用舍。周公大圣人，灼见治乱之机在于知恤而已矣，故深致其意，特异其辞以启成王。难者曰：「舜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，四方万里之情要使尽达于上，亦当察远臣之贤否。而兹止以左右为言，殆亦不可偏也」。曰：远情诚不可以不通，此谓通远情，非谓择远臣；选择远臣，责之于近臣而已。远臣之罪，近臣之罪。明主之所深虑者，在左右而已，周公致戒，诚为切的。

先生谓汲古曰：「周公若曰：拜手稽首，告嗣天子王矣，用咸戒于王曰：『王左右常伯、常任、准人、缀衣、虎贲』。周公曰：『呜呼休兹，知恤鲜哉』！此说如何」？汲古对曰：「成王继统，周公摄政，故致敬而告之曰：『嗣王代天作子，非可轻也』。群臣因公之言，咸进戒于王，则谓王左右之臣皆不可以非其人。周公遂叹曰：『当此太平休美之时，而知忧此者鲜』」。汲古因又问：「如『常伯、常任、准人、缀衣、虎贲』与『呜呼休兹』，说者多不同，敬求其诲」。先生曰：「伯，长也，谓六官之长及三公，当常久其任，故曰『常伯』。其次在王左右常任事之人曰『常任』，其在左右司法度准则之人曰『准人』。庶职之繁，言之不尽，遽言缀衣、虎贲之微，则其间在左右之职尽举之矣。缀衣，掌帷幄下士，《顾命》『出缀衣于庭』。虎贲，谓虎士八百人，掌先后王。周公发叹而曰『休』者，以前言之甚美也。盖治道不远，近在王之左右；左右苟得其人，则君德乌得而不正？曰『兹』者，公指所言左右之臣也。今人言亦有此类。『休』绝句，『兹』亦绝句。谓治要在此，然知以此为忧恤者鲜。使人君能忧虑乎左右之臣，则不肖无自而入，有治而无乱，有安而无危。圣人之言非不切，至后世君臣如醉如梦，故胎祸于无穷」。

世儒之言果断，惟曰处事当决，无疑滞，盖误解《周官》「惟克果断，乃罔后艰」之语。《周官》盖言功崇惟志，业广惟勤，继曰「惟克果断」，所以赞言志勤，戒毋悠悠，当如舜若决江河，沛然莫之能禦也。谓夫知之已审，见之已明，而又悠悠不勇进，则不可；非谓见未明，知未审，冒然勇往也。后儒所谓果断乃此类耳。异哉！观古书不达其旨，惟就己说，既误己，又误人，谬以千里。夫知已审、见已明，尚当询谋，况于未明未审而遽果断哉！某深虑世说久固，遗祸无穷，敢敬指《周官》上文以證。

《书》首言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。典，常也。舜曰「惟精惟一」，一亦常也。仲虺之称汤曰「率厥典」，又曰「谨厥终，惟其始」，所以勉之，常也。《咸有一德》一篇，伊尹所以丁宁训谕大甲曰「常厥德」，曰「一德」，惟常故一，惟一故常。又曰「终始惟一，时乃日新」，又曰「协于克一」。傅说告高宗曰：「念终始典于学」。《洪范》曰：「皇极之敷言，是彝是训」。彝，常也。夫以皇极之道，箕子为武王谆谆言之者，乃在于彝之一言，则常道之为道大矣。成王命微子亦曰「率由典常」，诰康叔又曰「勿替敬典」，命蔡仲曰「率乃祖文王之彝训」。《周官》曰：「其尔典常作之师」。呜呼，古圣贤所以立德，所以出治，无他奇巧，所以每相诲告，率不过典常之道。自后学观古圣人之道德事业，当有高深奇异之论，而《书》之所载惟曰「常道」，岂古圣贤未肯尽剖胸中之秘，而政事之外复有精微之旨哉？是不然。孔安国不知道，裂而殊之，故以三坟为大道，五典为常道。不常何以为道？不一何以为道？道心惟微，本精本一。人心即道心，心本常。故合乎天下之公心而为政为事，则其政可以常立，其事可以常行；不合乎天下之公心而为政为事，则其政不可以常立，其事不可以常行。箕子曰：「无偏无陂，遵王之义。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。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。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」。荡荡平平之道，即常道也。无深无奇，不怪不异，平夷简易，而天下之道无越乎此。由古到今，有失此常典平夷之道而能有济者，未之前闻也。

汉孔安国谓鲁共王坏孔子旧宅，欲广其居，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刘歆谓孔壁中得《逸礼》有三十九，《书》十六篇。有，又也，即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」之「有」也。时世已有鲁淹中所出之礼，世谓之「礼古经」者七十篇，文与孔壁之礼相似，而又多三十九篇，故曰「有」；世所未见，故曰「逸」。亦犹世已有伏生之书，与孔壁之书文相似，而又多此逸篇之书，非孔壁中止有此篇数也。自大小戴已集此《仪礼》，刘向《别录》亦见之。向、歆父子之校书秘府，备见古文。汉《艺文志》亦谓孔壁中得古文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。《礼记》者，有礼又有记也，即孔安国所谓「传」。《艺文志》又谓之「古经五十六卷，经七十篇，记百三十一篇」。后又谓：「《礼古经》者，出于鲁淹中，及孔氏学七十篇，文相似，多三十九篇」。盖世尊尚之，故曰「经」，实古传。

李伯钧，字仲举，楠溪人。由永嘉汎枝港，尽汐而至楠溪，则别为聚区，风气言语殊异。其中洲四绝水，陂汇深缓，草树多细色，敞爽宜远望，旧名苍墩，溪之温厚处也。其十世曰岑，号苍墩先生。父曰嵩，分宁县尉。仲举甫十馀，族里有大事，已能相可否，老人咸异此儿。及长，足智恢达，以义理胜血气。倥偬难理，雍容应会；迷谬不决，欻疾赴机。而又外文内质，章采粲错，轻重襄序，主于敬共。猝与之遇，无不心畅神怿，谓其对大宾，入清庙矣。闻其方自溪谷出，尤骇莫测也。郑景望、薛士隆引为亲友，曰：「不幸而仲举于世之味薄，斯人者岂以章句限之，所谓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」。得官，调监慈溪酒，耻之，曰：「吾何忍诱饥民舍其糠覈而遁于醨糟耶」？谢不起。盖仲举之业成矣，而年不究，踰四十而卒。有子曰源，字深之，材艺德器如其父，而居身益庄，与人益畏。隩室烦暑，常整饰不惰；广庭狎聚，拣语无慢情。庐舍用器，皆有常度。不醉饱于物，曰：「吾父祖乃尔，吾何以堪之」！有痟渴疾，未尝离书，曰：「吾师也」。疾惙，惟烧香，曰：「吾友也」。始，仲举使余与深之游，余甚幼，而能记仲举言行，象其风裁，至今想见之。深之少余二岁，余从童子戏，深之俨然端默，余惭，为弃戏敛衽。余谋于四方，间一归而见深之，寡言笑康色如故。余病且老，不出户，故友影绝，问深之，则曰死久矣。其子义方实来，则丧除矣。悲夫！仲举父子，积五六十年，家行修，本学明，固将施之，而固止之耶？岂天之不相道欤？文王曰：「誉髦斯士」。成王曰：「烝我髦士」。髦士，非科举所谓士也；誉之所不加，烝之所不及，科举蔽之也。以科举论天下士，失士甚矣，然则非天也。深之卒于嘉定五年，年五十九。三子：义方，长也；曰义问、义崇，为弟后。女一人。嘉定五年十一月辛酉，义方改葬仲举于先墓后，而深之从焉。铭曰：

所谓伊人，山高谷深！鹤哺于庭，猿乳于林。怨耶非耶，而有斯吟！